当前位置:首页 > 系友回忆

在光仪的日子

日期:2012-03-15 08:08 访问次数:1852
在光仪的日子
作者简介:李凯,男,1969年5月生,重庆市人。1987年进入浙大光仪系光学仪器专业就读。1989-1990年间为光仪系学生会主席,1991年毕业。1998年赴日本国立爱媛大学工学部留学,任爱媛地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2004年获计算机工学博士学位。现为日本SIGLEAD Inc.共同创始人,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数据存储领域(硬盘及SSD)的信号处理及纠错码的算法研究及应用。
 
 
  光仪系庆60周年的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这一年,也是我进浙大25周年。
 
  已经过了那种盼望生日的年龄,但这一天,我期待了很久。随之而来的,我感到了那种久违了的写下一些文字的冲动。
 
因为光仪过,所以依然感动,为那些一起走过的飞扬的青春和肝胆相照的朋友。那些关于友情,关于爱;关于泪和笑;关于光荣与梦想的成长的记忆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从未老去。
 
  因为光仪过,所以不会沧桑。
 
  那一年我18岁。
 
  第一次走进浙大校园,是在25年前9月的那个清晨。经过2天3夜的硬座从重庆到达杭州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累,因为校园里那种清新的空气让我觉得很爽。唯一不太习惯的只是我意识到必须用普通话跟新交的朋友聊天,这让我觉得有些别扭;以及学校的饭菜里少了曾经日日吃到的油辣子。
 
  139寝室在4舍一楼的最角落。因为隔壁是水房及厕所的缘故,地板显得有些潮湿。房间尽管比较旧,但散发出一种刚刚粉刷过的好闻的味道。邱继明是我见到的第一个139室友:刚进房间,一个大个子就迎面走来热情地打招呼,这让我感到很温暖。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来自西安的大大咧咧的家伙一直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环顾着房间里的几张高低床和书桌,我意识到这里将是我往后4年的家。
 
  四舍139有8个人。我排行老二,邱是老三。还有生在四川但不会说四川话的排行老四的柳方,也有长在西安但能说一口重庆话的老六杨斌。杨老六的那一口不太标准的重庆话给刚刚离开家乡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安慰。老大是来自温岭的能写一手好字的李巧明,老五是杭州本地的朱育军,下得一手好象棋。下棋时,总是怪眼一翻,棋上心头。老七王晴来自湖南,吃得竟然比我还辣,且唱得一嗓子好歌。最小的王飞飞来自永康,睡在柳方的上铺,枕头边上常放有好吃的。后来熟了以后,我和寝室的弟兄们也常常偷吃他从家里带来的霉干菜。
 
  那是一些朝夕相处的日子。烟是一定要共享的。当时常抽一种叫做“杭州”的烟,每个月收到汇款的头几天也抽抽象阿诗玛或者万宝路那样的奢侈品。柳方比较有钱,兜里常放着烟,我和杨斌就常常蹭他的烟抽。到了后来,柳方一看到我们,就不自觉地把两手举起做投降状,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要搜他的身的。如果运气好,还能从他身上搜出阿诗玛什么的。然后是饭菜票。我和杨斌的抽屉从未上过锁,饭菜票就放在里面随便拿。到后来干脆连衣服也开始不分你我了。许多年以后,当我翻看当时的照片,发现我很多时候竟然都不是穿的自己的衣服。这种不分彼此的感觉给了我非常美好的回忆,也成就了我们终生的友谊。十几年以后的一天,我和几个日本朋友到杭州,在那里见到柳方老朴等一帮哥们。我们的那些发自内心的狂喜和亲热的拥抱,让那些日本朋友连连感叹。“无法相信”,他们说,惊讶羡慕的神情溢于言表。
 
杨斌是我们139的第一任寝室长,也是最后一位,因为他一任就是4年。没有人认为还有谁比他做得更好。由于在厕所旁边的缘故,我们寝室的墙壁有些斑驳。记得那一天杨斌买来墙纸,跟另一个兄弟默默地贴了一整天。当我们从外面回来,看到整个寝室从墙壁到天花板焕然一新。据杨斌说,他当晚做梦,梦中全在贴墙纸。寻找友好寝室(当然是女生)是我们当时很热衷的事。在杨斌的带领下,我们的友好寝室从浙大发展到杭大和幼师。这让其他寝室大为羡慕。后来据说旁边寝室的一哥们听说我们的杭大友好寝室第二天会来,激动得清晨5点起床擦皮鞋。我们8个人的统一行动除了上自习,寻找友好寝室,看电影等常规活动外,也有一些像诸如及追求女生的非常规行动。大一时寝室中有一个哥们为电机系一女生朝思暮想,并在晚上卧谈会上征求大家意见。心动不如行动,哥几个纷纷磨拳插掌表示两肋插刀。那还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网络的年代,传递信息需要用一种很传统的方式。我负责写情书,报酬是一包方便面。我对天发誓那时我人生中第一封情书。 “三月的云很淡,三月的花正开,三月的柳絮在飞...”,我提笔而就。依稀记得当时刚读了郑愁予的《错误》,“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的意境被我反过来用了。当时写完以后,我是颇感得意的。想,有那些满怀深情的文字,那个女孩因该被感动了吧。老八勇敢地担任了给本人送信的重任,报酬也是一包方便面。余下的事情就是7个人集体护驾,按照我信中所写的约会方式,共同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早已忘了电影的内容,只记得电影结束时,我满怀希望到处寻找哥们的身影,找到后才发现哥们依然一个人,手里还拿着溶化后剩下的冰棍棒。这件事情很让我失落内疚了一段时间。总觉得对不起哥们对不起那包方便面。
 
  在浙大的四年里我一共换了2次寝室,尤其是第二次,因为担任系学生会主席的缘故,我搬离了所在的寝室,直到毕业。但不管换到哪里,我始终管我们的寝室叫做139。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符号:那个住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性格各异的8个兄弟的家。在那里我们一起自以为是地做着各种傻事,并在各种各样的尝试中感受快乐,在成功与失败中成长。这样的集体的校园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不可代替的。毕业以后到海外留学时住在单人房间里,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跟寝室一样,班级也是一个重要的单位。我们872班有29人,第一任班长是老朴,这是由系里直接任命的。当时就觉得这个来自长春的家伙一定大有来头,不仅因为被系直接任命,而且因为他竟然在中学就入了党。后来发现老朴果然有一套,有声有色的几次活动把班级整得跟一家人似的。在128寝室包饺子,谁放的钢蹦差点磕掉我一颗门牙;在108的班级舞会,我生平第一次跟女生跳起了舞。还记得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班上的男同学集体访问女生宿舍,关掉灯以后,大家在黑暗中静静的听一个哥们用英语讲他的有些忧伤的爱情故事。
 
不知道其他班级怎么样,我们班是有班刊的,名字叫《方舟》。这个名字是我取的,目的是希望能用这个刊物承载共同的梦想。我和柳方担任编辑,而班上的老易当时正迷恋美术设计,封面就理所当然地由他来折腾了。阿甘当时是我们的辅导员,而且私交不错,欣然提笔为我们写了刊首语。“...五四也有了70年的沧桑。”我记得阿甘写道。“我希望我们现代青年的激情能够像70年前的青年一样的高昂,才能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我和柳方颇为激动,也曾因此彻夜长谈青年的使命。自己写稿和整理稿件是一个颇为辛苦的活儿,据说柳方就是因为那时熬夜过多而得了胃病。而我,因为抽了很多烟,也抽出了一些心得,还发明了一种抽烟方法。为了省钱,我们常常买2毛5一包的“西湖”,那是一种没有过滤嘴的烟。为了减少烟的杀伤力,我拿出朋友送的喝茶用的很小巧的紫砂壶,先将壶中灌些水,然后把没有过滤嘴的烟插在紫砂壶的壶嘴。抽烟时揭开壶盖将嘴凑在壶口吸,这样就可以让烟从水中过滤一下。现在依然时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而那时对烟的感觉,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有一种奶油的香味”。
 
  大一开始迷上了吉他,当时据说吉他是爱情的冲锋枪。而我弹吉他的原因是真的喜欢那种忧郁苍凉的悠扬音色。在月光下弹《月光》,在雨中弹《雨滴》,在夏日午夜的校园弹那曲《魔笛》,感受那种抑扬顿挫的音符激荡心灵穿越时空。汤涛是我们班上吉他弹得最好的。当时常跟他一起练习。有一次我们俩练着一首吉他二重奏《请跟我来》,正弹到兴头上,到了熄灯时间。我们的宿舍晚上在10点半熄灯。熄灯后能干的事也就只有卧谈会,听听英语,以及打着手电写写日记。而唯一通宵亮着灯的是厕所。我们俩没有半点犹豫,直接拿着吉他移到厕所继续练。于是那个炎热的夏日夜晚的情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在飞满蚊虫的昏暗的厕所里,两个人光着膀子兴致勃勃如痴如醉地练着。那首悠扬的曲子一遍又一遍地在厕所奏响,直到午夜。
 
如果说那些关于寝室和班级的记忆是属于个人的成长,那么作为光仪人的记忆就属于光荣与梦想。
 
一直很喜欢“光仪人”这样的称呼,因为它代表一种群体,一种特质。
 
光仪人是一种血统。这种血统跟贵族无关,但激情,执着,自信,卓尔不群。光仪系在浙大并不算一个大系,但依然响当当地跟大系争高下。因为光仪人敢拼。比如说运动会,即使在比赛得分上落后,精神文明奖是一定要夺到手的。
 
  在浙大的日子里,有幸代表光仪做过一些事。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辩论赛和大合唱。
 
  一直很喜欢辩论,也喜欢看辩论赛。这一点跟柳方挺像。而真正代表光仪参加辩论赛,已经是大四了。其实刚开始并没有打算参加,因为我答应过父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一定要集中精力潜心做学问。那天柳方老朴找到我说,学校正搞辩论赛,当晚是光仪队出场,老杨希望我们去加油。老杨是我哥们,当时是光仪系的辅导员。于是跟柳方他们去了。那场辩论赛的内容已经忘了,只是清楚地记得当晚跟柳方决定自己上。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就是成天泡在图书馆查资料,恶补自己的不足。比赛一场一场地打下去,一直打到总决赛。现在还记得那场决赛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于是在比赛前一本一本的啃四书五经。那场比赛我们最后输了,尽管我个人被评为了最佳辩手,但我始终对判决的结果不以为然。因为当时的情形我们显然占了上风。
 
  大合唱是光仪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传奇。那些日子依然历历在目。倒不是因为光仪系总能在大合唱比赛中以很大优势夺冠,而是很享受那种全力以赴的过程。记忆最深的两首歌,是《五月的鲜花》和《送别》。尤其是《送别》,因为那时我已经是高年级。据春泉说他当时花了一个多星期在钢琴上把那首《送别》改编成了有7个声部的合唱曲。“当时也有其他系的人来找我要这首曲子”,春泉说,“可是我都没有给,因为我觉得这首曲子就是给光仪写的,相信也只有光仪系才能唱出来”。我想春泉后来一定也会很高兴他所做出的选择,因为光仪真的没让他失望。这首合唱曲最终成了我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把春泉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因为光仪人的全心演绎,把这首歌的意境和内涵通过音乐的张力升华了。尽管我们都不是搞音乐的,但我相信它能打动所有人。“绝唱”。在比赛当晚,我的日记里只有两个字。后来我听老朴说,那场比赛的评委中有来自音乐学院的老师。在光仪系唱完以后,那个评委说过一句话:“这才是真正的合唱”。
 
  在那之后,我毕业离开校园。临走的那一天,老五(李五一)来送我。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把我走在校园的身影拉得很长。来送我的还有十几个同学,走在路上谁都没有说话。“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老五率先唱起了那首歌。于是余下的同学们自然地分起声部和了起来:“夕阳山外山,山外山...”。我早已泪流满面。
 
  “离开校园就如同那个老人去赶海。你可能打到世之罕见的大鱼,但真正属于你的只是那硕大无比的鱼骨头。愿少年人都有老人的恒心和意志”。这是我毕业离开浙大的时候刘向给我写的一段留言。“人总要挥洒一些什么...”这是东晖留给我的话。刘向和东晖都是我的老师,但我始终喜欢把他们看成是朋友。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朋友,让我在浙大的日子成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他们当时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从未褪色,一如曾经夜夜在校园里弹过的吉他曲。一如那些从指尖不经意滑落的青春岁月。
 
  浴过江南雨,做过光仪人。今生无憾。
 
李凯
2012.2.28于日本横滨